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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紧盯环境保护重点领域、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了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重点任务和举措。而在报告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攻坚主战场之一。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当前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的趋势对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将会产生重大而持续的影响。但是，“目前环境问题的类型、规模、结构、性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型环境问题不断出现，环境风险不断累积，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瓶颈。”

业内专家由此指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活环境需要的内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年决胜期，一定要继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三大战役”，努力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污染防治体系已经形成

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纳入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5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为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提供了行动纲领。其明确提出，到202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大气环境质量、重点流域和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80％以上，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份关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同样对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作出重要部署。

具体到不同污染领域，则制定了专门的行动计划。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条措施，也即人们常说的“大气十条”。当时提出的一个具体指标是：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此后的2015年4月，针对我国一些地区水环境质量差、水生态受损重、环境隐患多，影响和损害群众健康，不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现状，国务院印发了被各界称为“水十条”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6月，国务院再次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剑指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部分地区污染较为严重的现状。

这些重要文件，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河长制、即将推行的湖长制，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等，共同构成了我国污染治理的立体防控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目前，包括党内法规体系、监管体系、企业和第三方治理体系、司法体系、社会参与体系、科技标准体系在内的污染治理法治体系都已建立，立体化防治体系推动我国的环境状况得到了改善。

“干成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采访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表示，国家研究制定“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目标时，很多人心里没底，没人敢说这个目标是否一定能实现。但事实是三大区域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一阶段目标，“可以说干成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大气治理方面，2017年1至11月，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PM10，相比2013年同期下降了20.4%；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PM2.5的平均浓度分别下降了38.2%、31.7%和25.6%，北京市下降35.6%，全市PM2.5累计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全国优良天数的比例从2013年的60.5%增加到2016年的74.2%，增加了13.7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的比例从8.6%下降到3%。全国酸雨区面积一度占国土面积的30%左右，到201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7.2%。

水污染防治方面，2016年地表水国控断面Ⅰ～Ⅲ类水体比例提高到67.8%。环保部等部委日前联合印发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进一步落实“水十条”要求，将全国共划分为341个水生态控制区、1784个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划分精确到乡镇边界；确定了580个优先控制单元，进一步细分为283个水质改善型和297个防止退化型单元。与“十二五”相比，控制单元数量和单元边界的分辨率显着增加，流域分区、分级、分类管理进一步深化。

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方面，与“土十条”相关的两大基础性工作正在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法已第二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正在开展。为摸清土壤污染底数，环保部会同有关部门已经制定出台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

采访中，对于污染防治的总体进展，环保部部长李干杰总结为五个“前所未有”：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有、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在他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着成效，进入认识最深、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

督察“利剑”作用凸显

十八大以来，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成为推进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利剑”。2017年，随着第四批8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在9月初完成对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团）等省（区）的下沉督察任务，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已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的督察全覆盖。第四批督察已约谈2914人，问责4129人。

中央环保督察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推动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历时两年多的中央环保督察得到了各方面一致认可和肯定，形成了中央肯定、地方支持、解决问题、百姓点赞的良好局面。在李干杰看来，中央环保督察的显着成效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大幅提升了各方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的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着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中央环保督察在其中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

二是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

在四批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共受理群众举报13.5万件，将重复部分合并后，向地方交办了10.4万件。到目前为止10.2万件已得到办结，其中约有8万件涉及到垃圾、油烟、恶臭、噪声、“散乱污”企业污染，以及黑臭水体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也因此督察行动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真心欢迎和拥护。

三是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很多地方把中央环保督察当成推动绿色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和动力，借此加强企业的污染防治，内化环境成本，让守法企业在更加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尤其是整治那些散、乱、污企业，较好地解决了一些地方突出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大大提升了这些行业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效益。

四是有效促进了地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很多地方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认真地梳理分析问题，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各地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目前，我国强化了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又印发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情况、完成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监督责任情况等明确为离任审计的重要内容。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任务艰巨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常纪文表示，尽管我国生态环境得到了巨大而明显的改善，但是距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较大差距，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成为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短板领域。

大气方面，总体上污染还很严重，空气质量离老百姓的期待和要求有较大差距。目前，全国338个城市全年达标的只有84个，比例也就接近1/4。全国PM10平均浓度是82微克/立方米，超过70微克/立方米的标准17.1%。2016年PM2.5平均是47微克/立方米，与3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相比，超标34.3%。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的污染程度更加严重。比如华北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及周边，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多发频发，且污染程度相当严重，民众对此反映强烈。

水污染防治方面，我国地表水国控断面劣∨类比例超过8%。部分重点流域的支流污染严重。重点水库和部分海域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城市黑臭水体大量存在，饮用水安全保障有待加强。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宋乾武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读说，污染治理的一些负责人并非环境治理方面的专业人员。他们尽管对污染防治有良好的意愿，但方向把握不准，比如说对城市污水厂的排放标准一味地提出更高要求，而没有抓住当地水体污染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我国的排放标准不够严格，而是管网设施等不健全，污水收集率低下，致使污水处理厂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关键是对于人类健康有危害的环境干扰素、新型污染的控制要求，还没有纳入到考核体系中。”

土壤污染方面，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企业及其周边土壤环境问题突出，污染地块和农用地环境风险日益凸显。相对于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防治和修复基础更为薄弱，摸清土壤污染底数是当前亟待推进的工作。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往往要通过土壤和农产品质量检测和土壤环境风险评估才能确定。”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马义兵指出，由于重金属难以降解，导致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不可逆的。治理土壤污染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

除了具体的污染状况较为严峻外，导致污染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等也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上重化工业占比还是太高；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仍然过大；运输结构仍以公路运输为主。与此同时，污染防治的压力传导上，一些地方行动比较迟缓，使得相关政策措施没有完全落地见效。日前，黑龙江省相关部门和该省4城市主要负责同志就因污染天气应对不力被环保部约谈。

“污染防治既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也不能违背环境规律。污染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形成的，污染治理也并不是短期就能完全实现。要认识到污染防治攻坚任务的艰巨性。”常纪文说，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只有定好位，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紧缺作为全国上上下下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生态文明的建设和改革才能全面推进。

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持续攻坚

在李干杰看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应从五个方面着力：

一是着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二是着力推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三是着力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四是着力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

五是要着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

对此，吴舜泽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应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做好任务部署，以“好”“差”两头响应社会公众需求。现有的未被污染或是污染并不严重的“好”环境，要力保其不再变差。而已经污染的“差”环境，则要通过有力举措促使其不断向好。要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遏制污染增量、削减污染存量，通过加大环保工作力度，合理引导公众环境预期，采取有效措施，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获得感”。

他进一步指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首先要打好生态环境保护的攻坚战，解决工业快速发展遗留的水、气、土、生态等严重的环境问题，不让其成为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拦路虎与绊脚石，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在此过程中要考虑如何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实现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的协调联动、系统修复。

实现上述目标需两方面发力。从环境的角度看，要坚守生态红线和环境底线，扩大自然资本的供给能力，增加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提高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中央提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也提出“严守环境质量底线，将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地方各级政府环保责任红线”，这些都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从发展的角度看，要坚持绿色发展、标本兼治。绿色发展是从源头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瓶颈的关键，是做好生态环保工作的治本之策。抓绿色发展就是推动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工作要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相结合，要积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推进能源生产的结构转型发展，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效率，形成一种从资源到产品再到资源的、不断循环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总体上，“要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从源头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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